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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茶叶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药用发展为饮用，从上层社会的“雅玩”发展为寻常百姓家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渗透到中国多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全国无分南北东西都有饮茶习惯。多少城镇居民“比居皆饮”多少名胜之区茶馆林立。社会上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为礼品蔚为风气；许多社交场合，每人面前无不伴有清茶一杯。学术界、艺文界人士在读书、论文、吟诗、作画时，也往往通过煮泉品茗以激发灵感，提高思维活力，创作出不朽的名篇。医学界对茶的药效和保健功能的研究日益深入，更加提高了茶的身价。因而人们对茶得喜爱，几乎到了“不可须臾离”的程度。可以说茶是中国的“国饮”，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饮茶能解毒治病，增进身心健康，这在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经过现代医药科学的研究，探明了茶叶中的许多化学成分具有药理功能，能防治多种疾病，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在古代不少吟咏茶叶的诗词中，称茶为“瑞草”，“仙茗”；现代人则公认茶是“康乐饮料之王”。

孙中山极谙中国的茶饮之道，茶叶经济在他的《建国方略》中作了深刻的评述，“茶为文明国所既知已用之一种饮料，就茶言之，是最合卫生，最优良之人类饮料。”清茶淡饭之食亦纳入民生主义的国策之中。1916年在杭州品饮龙井茶时，盛赞其“味真甘美，天之待浙何其厚也！”鲁迅喜爱饮茶，他是“北国”、“陆国”、“妙奇香”、“陶陶居”等茶楼的座上客。他总结茶馆的作用有三条：打听新闻、闲谈心曲、听听说书。他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首先就必须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殊感觉。”

茶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饮料，但茶得刺激性比较和缓，不像酒那样强烈，可以使人狂言乱语，乃至沉醉如泥；也不像咖啡、可可会引起血液胆固醇增高，导致血管硬化等疾病。所以说茶是一种安全兴奋剂，饮茶可以振奋精神、荡涤昏寐、促进思维、引发遐想；还能稳定情绪、戒躁除烦、陶冶性情、使人心旷神怡。由于饮茶具有特别明显的保健作用，加之我国茶叶区广阔，茶价低廉，所以饮茶风习，迅速普及到庶民百姓中间，唐《封氏闻见记》中说：“夫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可见唐宋时期，茶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饮茶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上的需要，而且还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古往今来，饮茶品茗常常以一种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享受为目的。古今文苑中流传的大量茶书，茶诗以及有关品茶的书法、绘画等，充分说明瞭饮茶与文化艺术生活的关系。

茶的性味清香隽永、醇和高洁、质朴自然、典雅脱俗、最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洁身自好，不慕荣利，宁静致远，谦和待人等传统精神和思想品质，也正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和审美情趣。因此，人们往往把品茶作为一种能够表现自我，抒发感情的精神生活来刻意追求，藉以显示自己的高压素养，或者寄托人生的理想和志趣。

历代名流的诗文著作中，不乏以茶喻人，以茶状物抒怀的内容。如苏轼在《叶嘉传》中称茶为“清白之士”，说它“不喜城邑”，“惟乐山局，风味德馨，为世所贵”；并借茶的苦味来表达他因苦谏皇上遭受贬商的苦闷心情。他在另一些诗句中，还把“佳茗”比作“佳人”和“君子”。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菜，罪莫大焉。”

古人往往把自身所追求的理想和意境，寄托在对茶的品评之中，以至于把茶拟人化，“一一赋予君子性”，说它具有君子的一种美德，只有品德高尚、情操高雅的人才配饮茶。

历代帝王以名贵的贡茶赏赐亲信大臣、有功将士和边疆番夷的记载也很多。末代建州所产龙凤团茶最为名贵难得。诗人王禹僻得到了皇上恩赐的龙凤茶，不胜欣喜，吟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臣”“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以肉类、乳类为主食，非大量饮茶不足以解油腻。于是朝廷对蕃夷头领赏赐茶叶，就成为拉拢驾驭他们的手段，据台湾出版的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中统计，自宋太祖至哲宗的一百二十余年间，对西夏、契丹、吐蕃等赐茶共二十八次，每次赐茶达二、三万斤之多。

历史上，茶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唐朝中期开始征收茶税和实行“榷茶制”。唐以后各朝代都设官专司茶证，制定茶法，茶叶税、利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还采取“以茶治边”政策，巩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以宋朝为例，当时由于遭受西夏、辽、金频繁入侵，到后来只剩下半壁河山，但依靠东南和西南地区的茶叶生产贸易，每年增加国库收入六、七百万贯之多；并借茶叶专卖和茶马交易，驾驭西部少数民族和保证战马需要，这对维系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就这样，从古至今，茶渗透进我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文化！茗香袅袅，不如今日与古人共饮这一杯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