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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税是我国古代官府重要的财政收入。茶之有税，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是我国茶业发展的兴盛时期，茶业经济的繁荣使得唐政府认识到了制定茶税对于提高财政收入的意义。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兵革连绵不息，沉重的军费支出以及供养政府官僚的支出使得国库日益告急，唐德宗时的户部侍郎赵赞为了筹措国家实施轻重“常平”政策的本钱，主张对竹木茶漆等一类商品均征收10 %的税，这一举措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征收茶税的漫长历程。然而这次所设置的茶税并非专税，唐德宗在兴元元年大赦天下，并且“悉宜停罢”了“竹木茶漆榷铁”等税。直至唐德宗贞元九年，国家由于受水灾等的影响财政出现问题，铁盐使张滂上奏倡发提出了茶税课征，这是我国历史上真正对茶专门设立单一税种的开端。至此，茶税成为一种固定的常赋。

茶税征收的范围、税率等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有着极大的不同，它的征税原则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看作政治风雨的晴雨表。茶税的变化总的来说是征收范围不断扩大，税征收率不断提高。

在唐代有过三次较为明显的茶税增收。第一次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由于元和以前财政支出不断，又恰逢宫廷建造百尺高楼，导致国家财政拮据，盐铁使王播上奏增加茶税，将过去的每千钱征收百文骤然提高到一百五十文，增加了百分之五的税率。第二次是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在榷茶制度短暂实施又因民怒嘎然而止后，政府为了获取较高的茶利致使茶税又有了一次较为明显的提高。第三次茶税的提升是在唐武宗即位以后，盐铁转运使崔琪上奏增加江淮茶税, “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抹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笠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通过多次提高税率，唐政府的茶税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唐宣宗大中十年，全国茶叶税收总计约六十万三千三百九贯，较贞元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然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于茶税的横征暴敛最终也导致了民间茶叶私贩的兴起。

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分裂割据，导致茶法各地不一，但是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都放松了对茶的征税。到了宋代，茶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全国各地上至皇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之间，皆盛行饮茶之风，全国的茶叶生产量也较唐代翻了几番，此时在兴起的榷茶制度下，茶农茶商所获茶利较以前大为减少，茶税可谓是变相的增加了。

明朝由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在地方设茶课司、茶马司办理征税和买马事宜，并且专门设立了批验所检查茶引的真伪。清代中叶，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减小，而至清朝后期，外强侵入，国内爆发农民起义等战事，战争赔款及军费开支都使清朝政府财政吃紧，朝廷被迫通过加重赋税来解决危机。此时各地任意设卡征税，一物数征，运销越远税额越大，这使得茶农和普通民众的负担异常沉重，茶叶流通严重阻滞，茶园茶庄大量荒废，华茶至此走向了一个衰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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